又福建沿海，嘉靖萬歷時期，"凡福之綢絲，漳之紗絹，泉之藍，福延之鐵，福漳之橘，福興之荔枝，泉漳之糖，順昌之紙，無日不走分水嶺及蒲城小關(guān)，下吳越如流水。其航大海而去者，猶不可計。"（王世懋《閩部疏》）

　　在這種社會風潮的氤氳濡染之下，自然使得從事經(jīng)商貿(mào)易的人數(shù)日益增多，據(jù)《明史·食貨志》記載："杭州居民半多商賈"，就連偏遠的福建清縣居民也都"半逐工商為主"。

　　不僅如此，明代儒學(xué)在對"治生"、"人欲"、"私"等概念逐漸有了不同于前賢的理解之后，他們對商人的態(tài)度也有所改變。如王陽明就曾說，士農(nóng)工商"四民異業(yè)而同道，其盡心焉，一也"。

　　屬意、從事商賈之事不再為士人所鄙棄不齒，反而"棄儒就賈"蔚成風氣。嘉靖時散文家唐順之就寫道："人庶仰賈而食，即閥閱家，不憚為賈。"歸有光則說："雖士大夫之家，皆以商賈游于四方。"

　　寫小說的書坊主

　　在濃重的商業(yè)氣息籠罩下，商業(yè)化向書籍出版領(lǐng)域的滲透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。

　　以刻書為業(yè)的書坊主們出版書籍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牟利。嘉靖年間，福建建陽書坊清白堂主楊涌泉便是最早依據(jù)市場需要來刊刻書籍的一位。

　　當時，《三國》、《水滸》刻本刊行而引起轟動之后，書坊主們驚喜地發(fā)現(xiàn)了一條生財之道，紛紛加入刊刻通俗小說的行列，正如書商余象斗所言，"坊間所梓《三國》，何止數(shù)十家矣"，"《水滸》一書坊間梓者紛紛"。

　　然而當時可供刊刻的僅有這明初的幾部作品，不久市場便漸趨飽和，于是，尋找新的稿源就成了書坊主們最為焦慮的事情。

　　這一日，楊涌泉帶著一本弘治年間浙江刊刻的《精忠錄》，前來拜訪他的姻親、書坊忠正堂主熊大木。

　　楊出于職業(yè)的敏感，意識到若把講述岳飛故事的《精忠錄》改寫為通俗小說，定會暢銷于世。于是，他再三懇求熊大木，代為"演出辭話"。

　　熊大木在一番"才不及班、馬萬一，故奚能用廣發(fā)揮"的推辭之后，始終拗不過，于是開始了撰寫通俗小說的創(chuàng)作活動。

　　嘉靖31年，一本叫做《大宋中興演義英烈傳》的小說在熊大木筆下殺青而成。

　　盡管這只是一本連綴輯補式的作品，或?qū)�歷史資料直接抄錄，或?qū)⑽难宰g成白話，在文學(xué)性上其與《水滸》、《三國》根本不可同日而語，但楊涌泉與熊大木的策劃卻獲得了成功。

　　這部小說一問世便風行一時，僅以至今尚存的刊本為據(jù)，它在明后期就至少曾被七家書坊翻刻，更有精美的抄本傳進了皇宮。

　　受此鼓舞，熊大木在翌年又完成《唐書志傳通俗演義》一書，又后來，《南北宋志傳》與《全漢志傳》兩部小說也相繼刊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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